论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现象批评提纲

刘再复

 

语言暴力的发生与发展

20世纪 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语言革命，即“五四”白话文运动。这场革命的结果，产生了白话文，开创了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文学史与新文化史，但也产生了一种副产品，这就是语言暴力。所谓语言暴力，是指以语言为武器进行人身攻击与生命摧残的暴烈现象，也可界定为暴力在语言中的表现。

“五四 ”新文化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于：

一、作为中国主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已经衰落，已不能帮助中国适应世界新环境；二、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性文化，中国明显阙如，需要借助西方文化予以补充。这两方面的历史合理性使人们永远铭记“五四”运动卓著的历史功勋。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改变现状的心理过于急切，形成一种影响 20世纪中国命运的语言暴力。或者说，“五四”运动的语言革命在组合进西方逻辑理性的同时，也把反理性反逻辑的造反语言带进了新的白话语系里。当时的文化先驱者都是一些热血满腔的杰出人物，他们面对黑暗的铁屋子，不能不采取偏激的策略，因此，陈独秀在宣言式的《文学革命论》中一连提出三个“推倒”。在文化上以“推倒”作为纲领，这在过去中国的传统话语中是前所未有的。或者说，这种话语方式仅仅出自史书里所记载的一些农民造反者之口。20世纪的语言暴力就从这里开始萌发了。当然，由于陈独秀本人毕竟是一个文化领袖，而不是后来的那种文化草莽，再加上另一文化领袖胡适所坚持的西方理性态度与改良主张的调节，所以这种“推倒”之论还没有在语言上蔚为风气。暴力之于语言仅仅小试牛刀，并未构成人身伤害。

“五四”运动时期对白话文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林琴南认为，这场“文化革命”将会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文学。所谓“引车卖浆者流”，包括一些痞子流氓在内，他们的语言往往粗俗而暴虐。尽管当时林氏的立场并不为“五四”运动文化领袖所认同，但他的忧虑在今天看来却并非没有道理。可以说，不仅“文革”的造反派语言证明了他的预见，而且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某些方面领教着这种“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化造反”和“文化爆破”。

由语言革命而产生语言暴力，这是白话文的悲剧，但这场悲剧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之后。先是创造社之类激进文学社团的推波助澜，然后是接二连三的有关文学语言口语化、大众化的倡导和张扬，致使暴力一步步地摄去了白话文的灵魂。1928年 8月，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攻击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短短几句话，就给鲁迅扣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三顶大帽子。可见，“文革”中红卫兵的语言方式最早源于创造社的这种上纲语言。这种语言暴力，经由以瞿秋白等人为指导的左翼文艺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及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艺术成为与所谓的革命武装并列的另一种军队，从而使“批判的武器”完全等同于“武器的批判” ，文字语言完全变成枪炮似的物质力量。这种“武器的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到了 1949年以后，与权力结成天然联盟，从而完成了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一体化统治，或者说，完成了暴力语言和语言暴力的互动专制形式。专制统治首先是语言统治。从 50年代的批胡适、批胡风、批右派、批彭德怀，到 60年代的批所谓“反党小说” ，批刘少奇等“走资派”，其语言的暴虐，都是中国人自从学会说话以及仓颉造字以来绝无仅有的。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十年“文革”中，形成了一种横扫一切的大字报文体、红卫兵语言和造反派语言。几乎所有的人，哪怕是天真烂漫的小孩子，都会喊出诸如“打倒”、“油炸”、“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踩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口号，从而把语言暴力推向灾难性的巅峰。

 

语言暴力的主要形式

德国著名哲学家本雅明（W．Benjamin）在他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中把语言分为人的语言、神的语言与物的语言三大类，指出“人类的语言存在就是为事物命名”，“作为人类的思想存在，语言的这个彻头彻尾的总体性的精粹就是名称，人类是命名者”。这就是说，命名是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是极为严肃的根本性活动。因此，“名称不仅是语言的最后言说，而且是语言的真实称呼”。语言暴力是人的语言的变质，之所以变质，首先正是背离“真实称呼”，它歪曲被命名对象的真实内涵。本雅明说人的语言是命名的语言，物的语言是非命名的语言，即哑的语言。但他没有把物分为动物与植物。猛兽的语言其实不哑，它的语言是咆哮与吼叫。远离真实的定罪性与诽谤性命名实际上已使人的语言蜕化为兽的语言，变成咆哮与吼叫。经过数十年的积淀而在“文革”中形成的语言暴力，形态完备，自成系统。而最突出的暴力形式是定罪性与诬蔑性的“命名”。在“文革”中，无数领导人与知识分子被命名为“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等，每一种命名，都是置人于死地的暴力。以吴宓先生为例，给他的命名就有如下十几种：“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蒋介石的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封建堡垒”、“杂种”、“最大的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豺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死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蒋匪帮的鹰犬”、“蒋匪帮反动政权的吹鼓手”、“卫道士”、“封建买办的糟粕加资产阶级的洋破烂”。在吴宓之前，给胡适的命名也有二三十种之多。除了胡适、吴宓这种“个体性命名”之外，还有另外几种同样带有巨大暴力的命名：

一、普遍性命名。如“阶级敌人”。

二、集体性命名。如“胡风反革命集团”、“资产阶级司令部”、“裴多菲俱乐部”等。

三、阶级性命名。如“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

上述命名所以会构成暴力，不在于命名，而在于这种命名带有三个问题：

一、这是一种极端“本质主义”的命名。不仅命名的方式是“本质先于存在”的方式，而且是“本质严重歪曲存在”的方式，即概念与其描述的对象内涵差距极大。

二、这是一种定罪性、诬蔑性命名。它包含着“恶”的道德判断和“敌”的政治判断。

三、命名构成伤害效果与惩处效果。被命名之后总是伴随着相应的“无情打击”和专政措施，即语言暴力之后总是伴随着国家机器的暴力语言。生命个体被命名后不再是人，而是罪恶的概念，因此在实际上被开除“人籍”，而集体被命名后则便形成“贱民集团”，被剥夺人的基本权利。

 

语言暴力的其他形式

除了定罪性、诬蔑性命名之外，语言暴力还有其他形式，这些形式与命名相关，但又有自己的特殊形态，且列举几项：

一、两极性分类。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理论前提下，对人进行概念分类，如“黑五类”与“红五类”，“革命路线”与“反动路线”，“革命派“、“中间派”与“顽固派”等等。

二、抹黑性隐喻。如“文革”中的“牛鬼蛇神”、“落水狗”、“害人虫”、“小爬虫”等，现今出现的“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等。

三、独断性前提。强设逻辑前提，然后加以打击，如强设“赫鲁晓夫式的定时炸弹就在身边”这一前提，然后追查这种人物。

四、军事化概念。用军事命令取代政治、文化术语，也造成语言暴力。如“向右派分子猛烈开火”，“攻克反动学术堡垒”，“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一切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此外，语言膨胀，把语言视为炸弹、精神原子弹，把领袖语言一句夸大为一万句以及语言重复、语境偷换、主语掉包等也形成了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的静态与动态

上述提到的命名只是静态的命名。而语言暴力还有一个不断升级、不断创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现象。用过去的习惯语言表述，便是一个不断上纲乃至无限上纲的过程。

一、不断升级。如对胡风的命名，第一级是“宗派主义”，第二级是“反马克思主义”，最后一级是“反革命集团”：“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对刘少奇的批判，开始是机会主义与路线错误，而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最后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头目” ，“叛徒、内奸、工贼”。升级过程大体上的模式是：思想问题——路线问题——反革命问题，即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至敌我矛盾。

二、不断创生。语言暴力是最简陋、最贫乏的东西，它使汉语丧失想象力与美的魅力，然而，它却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如“四类分子”可以再生为“五类分子”，又可以繁衍为“九类分子”；本来只是“右派”，然后又有“极右派”、“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右派”；本来只有“不纯分子”，后来则衍生出“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本来只有“刘少奇的亲信”，后来又有“刘少奇的走狗走卒” 、“刘少奇的徒子徒孙”；本来只有“反革命”，后来又有“历史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双料反革命”、“一贯反革命”等等。升级，再生，不断量化，不断变质，说明：政治愈激进，命名就愈激烈；命名愈激烈，又推动政治愈激进。政治权力与语言暴力的互动与互相激化 ，是语言暴力中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语言暴力的破坏功能

一、制造了千百万的语言暴众。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语言暴力主体，这就是语言暴众，即“语狂”。这种暴众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使用的全是红卫兵语言和造反派逻辑 ，他们以摧毁名人权威为人生策略，其心态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农民起义心态。谁最有名，就对谁“举义旗”、施暴力。权威高明，批权威自然更高明，权威们都不行，自然就应当从零开始，即从我开始。这套策略背后是实现“老子天下第一”的机心与野心。

二、造成病态的认知方式与心理结构。刀枪等物质暴力对人的摧残与破坏是外部摧残与外部破坏，即肉体摧残，而语言暴力则是对人进行内部摧残与内部破坏，即心理摧残与心理破坏。在语言暴力横行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被命名为右派分子，就会相应地“夹起尾巴”，正常人的心态也随即变为“贱民心态”。一代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千百次地被称为“牛鬼蛇神”、“落水狗”，人们就在认知上发生变化：忘记他们是人与杰出人才，而误认为他们是什么“牛鬼蛇神”、“落水狗”，就划清界限，跟着“痛打”，并产生“暴民心态”。在“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中国人最后只剩下两种人：虐待狂与被虐待狂。两种狂人都以语言暴力摧残他人与自我摧残。暴力愈烈，愈有安全感，也就愈有快感，这样，就形成一种以“暴虐为快”的病态心理，乃至形成嗜好语言暴力与借助语言暴力投机的病狂。

三、对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当代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已经十分警惕，但对人文生态环境的污染却缺乏警惕。至今，人类仍然缺乏对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风沙、洪水、毒物等，而对人文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则是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首先是暴力，它会造成社会心理的紧张、人际关系的仇恨与敌意。其次，语言暴力又是毒菌，它会腐蚀社会的基本礼仪、基本精神准则、心灵准则和道德规范。在语言暴力的笼罩下，社会将失去和谐，人将失去尊严。语言暴力在本质上是语言恐怖，深刻意义上的反恐怖活动，应当包括反对语言恐怖。铅字是有毒的，应当对语言的污染有所警惕：语言暴力是人文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语言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不是传统原因。语言暴力是不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不是。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讲究“温、良、恭、俭、让”。中国的尚文传统和文章“温柔敦厚”的传统，都不是产生语言暴力的土壤。中国的古代先贤，如先秦诸子，他们虽有激烈争论，但文章都很有风度，很有文采。个别先贤如孟子，在争论时使用“禽兽”、“豺狼”等字眼，而且有种不容他人置辩的霸气，可算是带有语言暴力倾向，但就孟子思想论著的整体而言，还是具有儒雅风度，绝没有当代论者的粗鄙粗暴和人身污辱。在先秦以降的历史传统里，皇统与道统是有区别的，权力话语（皇权）与话语权力（道权）通常是相对独立的，因而也是彼此制约的。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并不同时占有“圣人圣言”，以致他的臣子尤其是手中握有话语权力的士大夫可以依据圣人圣言来批评他、限制他。换句话说，帝王拥有暴力，但他并不能把暴力语言变成语言暴力。然而，到了 20世纪下半叶的前半期，权力话语与话语权力却经由政治运动组合在一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语言暴力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被推向极致。

二、是否外来原因？语言暴力是不是国际现象？笔者的回答既“是”又“否”。说它是国际现象，是指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中，语言都不可能是绝对纯正的，都有语言暴力的许多案例，包括欧美这些民主国家。此外，国际上的另一方，即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明显的语言暴力现象，如列宁在与考茨基争论时，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有“叛徒考茨基”的命名，斯大林对布哈林等人的批判更是充满火药味与血腥味。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名著《动物农庄》所讽刺的牲畜革命者们的造反语言与造反原则，都带有极端简单化的暴力倾向 。其精神领袖“老少校”所宣布的“动物主义”最主要的一条是：“所有人都是敌人；所有动物都是同志。……只要是靠两腿走路的，就是敌人；四条腿走路的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而他的继承人则进一步反复说明：“四足者为善，两足者为恶。”政治判断后面跟着道德判断，敌人即恶人，奥威尔小说的原型，并非中国，可见，对人的简单分类和简单粗暴的道德审判外国也有。

三、语言暴力产生的内部原因。可以确认，语言暴力的产生虽然也受到列宁、斯大林的影响，但主要是内部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其一是革命动员的需要。暴力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对这种暴烈行动的动员需要语言的简单化与煽动性，需要对敌手进行摧毁性的声讨、控诉、揭露、抹黑，把敌手置于死地，这就需要相应的暴烈性语言，需要畸形地强化语言的“威力”。其二是群众专制的需要。红卫兵造反后进入群众专政，其专政的特点，一是没有法律根据与法律程序；二是没有证据。这两个特点衍生出第三种特点，便是一切全靠语言暴力对审判对象进行“突破”。其三是宣泄的需要。中国长期属于非法治国家，许多本来应由法律解决的问题却无法解决，在此困境下，民众的冤屈无处申诉，情绪无法宣泄，便以谩骂代替法律，导致语言负荷过重，也导致不仅把语言变成革命工具、政治工具，而且也变成宣泄的工具。其四是实现欲望的需要。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权力与名声都可以转换为金钱，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高的社会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一些投机的文化人便抛开一切道德约束，以打倒权威名人为生存策略和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而这又得借助语言暴力去“暴得大名”（胡适语），即刺激社会的注意力和获取最大的市场效应。

 

手段是目的的一部分

一、有人说：只要有崇高目的尤其是革命的崇高目的，就可以使用语言暴力手段。这种论点有两方面是值得质疑的。首先，政治立场与语言作风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如同人格精神之具有独立价值。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可能有良好的人格精神与语言作风，不能以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来掩盖使用语言暴力的反人性及其对社会的破坏性。以某种党派的政治游戏规则来看语言暴力，可以承认语言暴力存在是合理的，但如果以人类尊严的原则和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原则来看语言暴力，那就可断定：语言暴力的存在并不合理 。

二、目的与手段两者的关系一直有争论。笔者认为，没有纯粹的绝对抽象的目的，目的是个过程，手段是此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目的本身的一部分。说卑鄙的手段可以达到崇高的目的，这是一种带有极大欺骗性的哲学，热衷肮脏语言手段的人不可能具有干净的人格与干净的目的。

余论：保护香港的人文环境发生在大陆的语言暴力现象已从巅峰状态下滑，但其影响仍然存在。革命动员、群众专政所需要的暴虐语言已经减少，但流氓痞子式的粗鄙语言和造反派的诽谤性语言仍然在毒化社会。充满攻击、诬蔑、诽谤、中伤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层面已经结束，但在语言层面和心理层面上，并没有完全结束。令人不安的是，在大陆语言暴力衰退之际，香港、台湾的语言暴力现象却正在往前发展。报刊上随时都可以读到暴虐性语言：谩骂钱鍾书先生是“巧妙的无耻”的语言，攻击巴金是“贰臣”的诽谤文字，诬蔑竞选对手是“走狗”、“汉奸”、“卖国贼”的污辱性口号等等，这些在当今大陆报刊上不可能发表出来的文字，在香港则可以畅通无阻 。香港是自由的多元社会，发表文章不必受到审查，贴大字报也得到允许。自由新闻制度带给正义言论以方便，也给语言暴力带来 “用武之地”，文化特别容易变成武化，大学生特别容易变成红卫兵 ，文人特别容易变成文棍。自由社会往往伴随着滥用自由的严重问题，如果香港对语言暴力缺少警惕，任由语言暴力污染公众空间与整个社会，人们最后就会渴求有一个能够控制语言暴力的一元化统治结构，多元化社会就不能维持下去。文明社会的瓦解 ，首先是文明语言的瓦。

20世纪下半叶，香港最让大陆人羡慕的是它既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又是一个有序的具有日常生活状态的社会，它有自由的、尖锐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又尊重人的尊严尤其是尊重知识分子的尊严，尖锐中有分寸，不构成污辱效果与伤害效果。保护这一传统与人文生态环境，是香港不同党派和持不同政治倾向的所有人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对立竞争中都要共同遵从道德约束与语言约束，共同守卫不受人身攻击的人类尊严，拒绝语言暴力的毒菌对公众社会的污染与侵蚀。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 4月号